推進數字法治政府建設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
2021/9/24 14:55:32

今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以下簡稱《綱要》),提出要“全面建設數字法治政府”。從建設數字政府到建設數字法治政府,名稱的變化意味著建設的著力點與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其中的基本考慮有哪些?如何理解數字法治政府?推進數字法治政府建設應當注意哪些問題?本文進行了粗淺的梳理。


從建設歷程和未來發展趨勢看,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大致經歷了信息化時代、數據化時代和智能化時代三個階段,目前正處于由“信息化”向“數據化”過渡的階段,“智能化”在某些領域也在積極探索。數據化時代的數字政府建設不是政務信息化的簡單延伸,而是包含了社會治理、服務組織和決策模式上的根本性變革,它對政府的管理模式、運行機制和治理方式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國家提出“建設數字法治政府”并非簡單的“監管的數字化”或“數字化監管”,而是對“政府理念、機構、職能、流程再造的法治化進程”,也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過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綱要》看數字法治政府建設



《綱要》明確提出“堅持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促進依法行政,著力實現政府治理信息化與法治化深度融合,優化革新政府治理流程和方式,大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設數字化水平”。


首先,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促進依法行政是路徑。這是基于對“技術具有獨立于社會影響的外生性”以及“人類社會可被計算化”的判斷為前提,旨在強調通過數字化、智能化、自動化等手段解決行政權力行使過程中的依靠經驗決策、決策精準性不足、決策效率低等問題,將行政權力的行使借助技術手段納入法治的框架之中。那么,如何才能達到這樣一個目標?《綱要》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加快推進信息化平臺建設、加快推進政務數據有序共享、深入推進‘互聯網+’監管執法”。


“‘互聯網+’監管執法”是深入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和“放管服”改革的重要舉措,解決的是通過互聯網技術提高監管執法的效能問題,包括通過信息平臺等技術手段解決執法主體過多、執法部門化、執法成本高、非現場執法、執法半自動化等問題,也包括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分析監管執法情況,優化執法流程,堵住監管漏洞。


其次,實現政府治理信息化與法治化的深度融合是目標。治理信息化本身即蘊含著依據規則治理的理念,這種規則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被技術手段客觀化了的步驟、方法、程序,體現著數字世界精準的運行法則與法治化所要達到的“基于法律的治理”的高度趨同。要實現這種高度趨同和深度融合,一方面,要求在政府治理信息化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化的規范引領,將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所帶來的不利后果,如互聯網平臺壟斷、數據泄露、隱私侵犯、就業結構失衡等倫理失調、責任失序、權利失衡問題納入法治范疇予以解決。另一方面,在政府治理法治化過程中要積極探索信息技術的應用所帶來的思維更新、理論更新和工具更新,增強數位素養,探索技術賦權和技術中立下的法治理論創新,優化司法業務和流程,將信息化所蘊含的技術理性與法治化所倡導的公平、正義、秩序等價值有機結合,真正實現二者的深度融合。


推進數字法治政府建設需要注意的問題及防范



建設數字法治政府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深入貫徹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重要舉措,是數字時代技術創新與治理創新相結合的重大探索。個人認為,在具體實踐中仍需注意處理好以下問題:

一是正確認識社會治理的復雜性與技術手段的有限性。數字法治政府建設是社會治理和數字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對“人類社會可計算”結論的質疑一直都存在,而社會治理又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不僅要考慮社會因素對技術路線演進的影響,更要考慮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對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倫理的深層次影響,“內卷化”“996工作制”等社會性問題的出現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在資本加持下的技術主導給社會造成的副作用。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利用技術邏輯去代替復雜的社會治理過程,線下世界的數字鏡像化過程中缺失的可能不僅有人性的溫度,還有更多無法被數字化復刻的對社會、對人的感受和感知,這也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社會數字化轉型的困難程度。


二是處理好數字法治政府建設與傳統治理的關系。基于目標定位、理念和運行機制的不同,數字法治政府建設在追求數字化、自動化、智能化的過程中,還應處理好與傳統治理實踐的融合問題。數字法治政府建設不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府治理機制,而是在傳統治理的基礎上通過互補來實現治理的協同,通過創新來實現治理效能的提升,通過開放來實現新的平衡。在此過程中,政府治理的內涵將得到進一步拓展,最終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


三是警惕數字技術的全面應用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近年來,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代表的技術創新和應用引發了人們對算法偏見、侵犯隱私、社會分化加劇、政府和企業權力過大等問題的擔憂,其本質上是對“技術賦權”政府和企業的擔憂。數字世界具有高度分散、去中心化的特點,它在消解傳統社會結構和基礎的同時,也在重塑著政府、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為政府和社會彼此間的契約和分離創造了一個新的基礎結構”。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要警惕技術賦權對政府和社會權力的消解和侵蝕,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對數字技術的應用“矯枉過正”,阻礙技術創新。因此,要在法治框架內創新數字治理模式,理性看待技術的“雙刃劍”效應,在包容創新和審慎監管之間尋求平衡,讓數字技術成為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技術支撐,為全面建成法治中國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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