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社會創新:以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社會問題新挑戰
2021/8/19 13:47:57

現代社會正面臨一些全球性的普遍問題,如環境污染、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銳減、失業、老齡化、貧困與不平等、慢性病與亞健康等,這些日益復雜且不斷變化的問題加劇了社會的脆弱性。同時,我們又身處在一個數字化浪潮快速崛起的時代中,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帶來了資源優化配置、生產效率提升和社會進步,同時也產生了數字鴻溝、數據隱私等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在這種社會挑戰與數字技術交織的時代背景下,人類該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以應對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挑戰?最近十年一個快速興起并持續受到廣泛關注的趨勢是用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社會問題新挑戰,學術界將其總結為“數字社會創新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社會創新:創新硬幣的另一面

數字社會創新是對社會創新概念的進一步拓展,因此需要首先審視社會創新的概念。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面對日益復雜多樣的社會問題,人們發現很難單純依靠傳統的政府治理與企業行為去解決,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因此于1959年提出了社會創新的概念,認為社會創新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途徑。創新的概念最早是由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首次提出,后來經羅斯托和伊諾思等學者的發展,將技術創新確立為創新的主導地位。當社會創新概念被德魯克提出后,其就被作為與技術創新相對應的概念,構成創新硬幣的另一面。

社會創新自從被提出以來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至今尚未形成一個廣為接受的定義。德魯克從管理的角度定義了社會創新,認為社會創新是將服務部門和社會變化過程聯系起來以提高組織效率。但這一概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直到2000年以后,社會創新才逐漸成為國際學術界的前沿話語。杰夫·摩根給出了社會創新最簡單同時也是最寬泛的定義,即解決未被滿足的社會需求的新想法。另有學者給出的定義則同時強調了這一概念的創新屬性和社會屬性,即能夠比現有解決方案更有效或可持續地解決社會問題的新解決方案,而且其所創造的價值要惠及社會而非個人。此后,羅賓·莫瑞等人將社會創新的概念進一步拓展為:能夠比替代方案更有效地滿足社會需求并同時創建新的社會關系或協作的新想法產品、服務和模式,因此這些創新不僅有益于社會,而且增強了社會的行動能力,在結果和手段上都具有社會性。

社會創新的實踐探索實際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伊始,其主導力量在不同發展階段發生相應的轉換。在工業革命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創新是由少數個人和組織引領的;在大蕭條以后,隨著政府干預與福利國家的興起,政府在社會創新的發展過程中起到更大和更直接的推動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促使公共服務供給由政府向商業部門和非營利部門轉移,政府、商業企業和非盈利組織三方協同成為社會創新的主流趨勢。

近二十年來,社會創新逐漸走向許多國家和國際社會政策關注的中心,不僅是因為社會創新可以作為解決政府政策和市場調節等經典工具失靈的替代方案,而且還將為更多的系統性和結構性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例如,歐盟通過“地平線2020”計劃將社會創新納入政策主流,為社會創新提供297億歐元的支持,約占資助總額的38%,在確立的三大資助領域中占有最高的份額。奧巴馬政府則于2009年在白宮設立社會創新與公民參與辦公室, 并投入5000萬美元設立社會創新基金,每年資助一批最有潛力和以結果為導向的非盈利項目,幫助它們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社會創新的發展還受到非盈利孵化器、社會加速器和混合平臺的推動。例如布朗大學在1986 年成立斯澤爾公共服務中心,斯坦福大學在1999年創立社會創新中心并于2003年推出《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期刊,杜克大學在2002年成立社會創業促進中心,牛津大學在2003年成立斯科爾社會企業家中心,瑞爾森大學在2016年成立社會創新辦公室,以此來推動社會創新的研究與發展。

數字社會創新:以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社會挑戰

在當前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數字化浪潮中,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社會創新中的廣泛應用,數字技術與社會創新正在趨向融合,形成以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社會挑戰的數字社會創新,這些數字解決方案通常既是技術創新也是社會創新。

所謂數字社會創新,是指創新者、用戶和社區利用數字技術共同創造知識和解決方案以滿足廣泛的社會需求的社會協作創新。數字社會創新的速度和規模在數字技術興起之前是無法想象的,因此引起廣泛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數字社會創新并不是用來描述使用數字技術解決社會挑戰的唯一術語,公民技術、科技向善、社會技術等概念具有同樣的內涵。

為什么數字社會創新變得如此重要,并將發展成為未來創新的新趨勢?一方面,數字技術作為一項新的通用技術,具有與歷史上的蒸汽機、電力等傳統通用技術所不同的本質特征。傳統通用技術往往具有中心化屬性但不具有網絡效應,而數字技術則恰恰與之相反,數字技術的去中心化屬性和網絡效應使其能夠廣泛適用于應對工業時代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包括以更低的成本重塑公共服務,以改變人們的合作方式重塑社會,以更符合人類需求的方式重塑商業。數字社會創新的“連接器”作用正是其相對于傳統社會創新的優勢所在。但是另一方面,通用數字技術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引發新的社會問題, 如算法歧視、數據隱私、倫理沖突等,其中很多問題在工業時代是不存在的,是由新的數字技術引起的,同樣也需要用數字技術去加以解決。

正是由于人們已經意識到數字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廣泛影響,科技治理與科技創新被同時重視起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科技是發展的利器,也可能成為風險的源頭”,并強調要“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讓科技更好增進人類福祉”。

目前世界各國已在逐步推動數字社會創新的發展。各國政府在推動人工智能等技術創新的同時,也都強調要妥善應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挑戰。這一點在美國的《國家人工智能發展與研究戰略計劃》和《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好準備》, 英國的《英國人工智能發展的計劃、能力與志向》和《人工智能路線圖》,中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等國家戰略中都得到充分體現。大型數字科技企業也更加重視對科技倫理的研究,如臉書、亞馬遜、谷歌、英特爾和微軟等美國五大科技企業聯合成立人工智能伙伴關系聯盟,旨在確保人工智能等數字科技的發展能夠造福人類, 而非對人類產生不利影響。

超越企業社會責任:商業邏輯與社會價值的有機統一

相對于社會需求來說,社會創新無論在速度或規模方面都存在巨大的缺口。因此,當前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就是,如何創造適宜的條件讓社會創新更容易出現和發展。在早期對社會創新的理解中,企業仍占有一席之地,如德魯克等都認為社會創新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新戰略與實踐形式,但是在后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創新的力量被更多地視為由非盈利組織承擔,從而導致推動社會創新的資金投入不足, 社會創新難以實現復制與擴散。由此可見,社會創新并非非盈利部門所獨有,商業市場本身就有很多重要的社會創新,而且可以成為推動社會創新的有效途徑。

在達能或巴斯夫等一些大型企業中,企業社會創新正開始取代企業社會責任,一些大型咨詢公司也已經成立了社會創新團隊。騰訊提出“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 并設立“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 推動戰略落地。以此來看,企業社會創新的概念已經超越了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范疇,因為它不僅要求企業接續關注勞工標準、生態環境、公益慈善等傳統內容,而且還需要企業對老齡化、不平等、倫理道德等更廣泛的社會問題保持關注。將社會創新確立為企業的基本原則之一,在表面上看來與利潤最大化原則相沖突,實質上則是通過將企業行為的外部性結果內部化在企業的決策過程中,重塑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優勢。

站在當前的時代進程上,包括企業家在內的所有人都需要重新審視社會創新在企業中的定位, 重塑商業邏輯與社會價值之間的關系,重建企業與社會之間的共生機制,這不僅是企業發展的需要, 更是企業生存的基礎。鑒于大量社會創新都發生在政府、企業和非盈利組織三個部門的跨界合作中,因此需要將企業重新視為推動社會創新的重要力量,并據此重新定位和建構多元主體之間的關系。三大主體在未來都需要走出單打獨斗的舊模式,打破傳統的相互分立的組織界限,建立起跨部門合作的新機制。

在當前的數字時代,對企業尤其是大型數字科技企業來說,關鍵在于如何通過數字技術進行商業模式創新,實現商業邏輯與社會價值的有機統一。數字社會創新為科技公司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和推動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提供了一個重要路徑??萍脊就ㄟ^將社會價值深刻嵌入核心業務部門, 將社會責任融入數字產品與服務之中,讓社會價值創新牽引核心業務發展的方向,并聯合生態合作伙伴共同在基礎科學、教育創新、鄉村振興、碳中和、FEW食物、能源與水)、公眾應急、養老科技和公益數字化等領域提供更多的數字解決方案,可以實現與不斷發展的社會共生、共榮。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騰訊集團副總裁、騰訊研究院院長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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